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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自成和大順朝的紀律作風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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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年4月25日,李自成的隊伍攻占了北京城,崇禎皇帝在景山自縊身亡,明朝覆亡,史稱甲申之變。在中國歷史上,一個舊王朝滅亡,往往伴隨著一個新王朝興起。

李自成站在景山上俯瞰紫禁城,開始憧憬大順朝的未來,他既驕傲又有些迷茫無措,但萬萬沒想到,自己只能在紫禁城當42天皇帝。

波瀾壯闊17年率領農民起義軍打下的江山,42天就拱手相讓,這在中國歷史上,也是絕無僅有的。是什么原因讓大順軍隊潰散的如此迅速又徹底?李自成在北京城到底經歷了什么?

李自成是地道的陜北漢子,1606年出生在米脂縣李繼遷寨,今天橫山縣境內。他小時候給地主放羊,父母去世后出家當和尚,學了武藝,還做過鐵匠、屠夫。因“善走,能騎射,家貧為驛書”,21歲的李自成應募到銀川驛站當驛卒。

明代西北地區的驛卒數量龐大,不僅負責快遞物流,也是城堡守衛和后備兵源,都有騎馬射箭的底子。

李自成謀了公差,娶妻生子,雖然收入微薄,但過上了相對穩定而有預期的生活。

當時,明朝政府收支難抵,為了應付遼東戰事也需要大量增兵增餉。年輕的崇禎皇帝決定開源節流,加之驛路系統日益腐敗,遂聽了官員劉懋的建議,撤驛站裁驛卒,驛站趕車送信的勞役由農民免費承擔。這樣一來,每年給朝廷省下銀子六十八萬五千余兩。

時逢陜西大旱,加之賦稅徭役加重,數萬驛卒裁撤后“無所得食,至相率從流賊為亂。”陜北地區率先爆發農民起義,大量失業驛卒衣食無著,為了填飽肚子結伴去參加義軍。

失業后的李自成還是想謀一份正當職業,他重操屠夫舊業,勉強養家糊口。因為欠了鄉紳艾同知的債,被批枷跪街示眾。血性剛強的李自成不堪凌辱,殺了債主艾同知,集結其他失業的驛卒相擁出城,投奔義軍首領張孟存,后又投闖王高迎祥為闖將,高迎祥戰死后被擁為闖王。

開局并不順利,吃飽和活著是義軍的當務之急。在朝廷瘋狂剿殺下,李自成常吃敗仗,潼關一戰,數萬人戰死,把家底都打完了,僅剩18騎殺出重圍,躲藏在商洛山中。后來去投靠四川的張獻忠,險遭暗算,一人騎著騾子逃脫。路上又被官兵圍困在巴蜀群山中,無路可逃差點被逼自殺,后來在村民幫助下逃入河南。

1637年起北方特大旱災,河南連旱7年之久,瘟疫流行、蝗災猖獗,鬧到“人相食,草木俱盡”。

李自成在河南廣招饑民,隊伍迅速壯大。李信、牛金星、宋獻策等人投靠加入。義軍雖然人數眾多,但雜亂無秩序,如何帶領這一支農民軍打勝仗,李自成和他的團隊對起義軍未來出路進行了思考規劃。

第一,明確政治綱領和發展路線。制定“均田免賦”“平買平賣”“割富濟貧”三大政策,同時在發展經濟上“募民墾田,收其籽粒以餉軍”。發出“尊賢禮士,除暴恤民”口號,開倉放糧救濟災民,中原遍傳歌謠:“殺牛羊,備酒漿,開了城門迎闖王,闖王來了不納糧”,從者如云,威望大振。

第二,整肅軍紀,義軍隊伍戰斗力大幅提升。李自成在十多年的實戰中積累了相當優秀軍事經驗,深知自己幾十萬農民起義軍毫無紀律,散沙一盤,一擊即潰。無紀律則無戰斗力。他嚴明軍紀,宣布“大兵到處,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。在任好官,仍前任事。若酷虐人民者,即行斬首”“不淫婦女、不殺無辜、不掠資材”。

李自成對義軍進行大規模整編,要求行軍必須列隊,夜晚四更即起操練。義軍令行禁止,對有范軍令者處罰極其嚴厲,“軍令有犯淫劫者,立時梟碟,或割掌,或割勢”,甚至規定“馬騰入田苗者斬之”,可以說是極端的紀律之師。

對李自成帶領的這樣一支農民起義軍,只有鐵的紀律才能鑄造勝利。《明史》記載,一位明朝官員說,明朝官兵和別的農民軍經過后,老百姓的財產很少能夠保全,唯有李自成的軍隊經過,“家室完好,畝禾如初”。

第三,改變作風,帶頭表率。李自成嚴于律己,勤懇儉樸,就連一路黑李自成的官修《明史》都不得不肯定“自成不好酒色,脫粟粗糲,與其下共甘苦。”占領西安后,他仍每過三日都要親自到教場操練士兵。李自成還要求將領們不得私藏金銀,打下城邑不得私占宅室,睡覺不蓋絲綢綾羅,時刻保持艱苦樸素,身先士卒的作風。

經過制定綱領,統一思想,整肅軍紀,轉變作風,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由一盤散沙淬煉成威武之師,所向披靡,勢如破竹。在四年時間內,如摧枯拉朽一般,破洛陽、圍開封、攻襄陽、入潼關、占西安,經略陜西、甘肅、青海大部分地區。1644年正月,李自成在西安稱帝,建立了大順朝。7天后,他親率大軍北伐,一路攻城拔寨,兩個月時間長驅直入居庸關,沒三天時間就攻破了北京城,推翻了大明王朝。

這么快打到北京城,崇禎皇帝朱由檢沒做好心理準備,上吊自殺了。大順皇帝李自成也沒做好心理準備。

幾十萬降兵還沒有改編吸收,軍餉緊張成為燃眉之急,明軍主力軍吳三桂實力尚存,關外清軍虎視眈眈......

進北京城,容易套住手腳,不進北京城,不利于內部團結和凝聚人心。李自成懷著矛盾的心情率2萬大軍先行進駐北京城。穩住局勢后,其他各路人馬陸續進京。

進入北京城后,李自成做的第一件事,下了一道緊急軍令:“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。”并貼出布告“大師臨城,秋毫無犯,敢有擄掠民財者,凌遲處死”。北京城秩序良好,店鋪營業如常。

可以看出,李自成對北京城的地位是很尊重的,行為非常謹慎;在占領北京城的過程中,將領和士兵們始終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嚴作風、嚴紀律。

但后來在北京城的幾十天,大順軍軍紀日漸松弛,為東征山海關敗局埋下隱患。發生這樣極大反差的轉變,一方面是推翻明朝過于順利了,導致從上到下滋生了功成名就的想法,思想上發生了懈怠;另一方面則暴漏了李自成領導集團的短板,對管理國家的無措和茫然。

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搗毀了一個舊秩序,卻沒有能力建立和維護一個新秩序。

“均田免賦”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治國理政思想,但因其過于先進,只能在具有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條件下才可以實現。大順朝實行“均田免賦”后,并沒有建立起來完整的賦稅制度,沒有固定財稅收入,導致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行。因此,大順朝只能以戰養戰,每攻下一座城池,針對所有明朝政府官員甚至商人施行“助餉”“追贓”政策,要求或強迫出資規定數量銀子,以資軍餉。

大順軍進京后的主要矛盾是發放軍餉和財政虧空之間的矛盾。為解燃眉之急,轟轟烈烈的“助餉”“追贓”在北京城開始了。從自愿到強迫,到最后“人人皆得用刑,處處皆可施刑”,滿城“哀號欲絕”。

多數明朝官員以為第二天可以照常上朝,只是龍椅上坐的人不一樣了,畢竟大順朝還得用人治理國家。萬萬沒想到的是,他們多半將死于助餉和追贓運動中。為了獲取更多財物,劉宗敏等將領放縱士兵掠搶殘殺,不僅破壞了京城經濟社會管理秩序,而且釋放了將領和士兵們的貪欲,利用追贓助餉的機會大肆擄掠民財,嚴重敗壞了軍紀,瓦解了軍心,使百姓大失所望,激起強烈民憤。

把視野局限在北京城,把精力放在助餉追贓工作上的大順朝領導集團日漸麻痹了思想,忽視了危機,開始躺在勝利簿上奢靡享受,爭權奪利。大將劉宗敏住進了外戚田弘玉的大宅子,夜夜擁妓歡飲。丞相牛金星進京后不再騎馬,改行坐轎,出入開始講排場......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享樂和奢靡之風在將士間迅速傳染,軍隊紀律日漸松散,極大削弱了戰斗意識和戰斗能力。李自成沒有對各種嚴重破壞紀律的行為進行遏止,甚至是無奈和放任的,他須要負主要責任。

面對崩塌的紀律,混亂的秩序和丟失的民心,此時的李自成沒有能力也沒有信心去挽救。他寄希望于打一場大勝仗,徹底消滅明朝殘余力量,擊退關外清軍,打下一個大大的王朝。

然而,此時的大順政權內部也不再團結,將領們驕奢膨脹,劉宗敏、李過“耽樂已久,殊無斗志”拒絕出征,李自成只能帶領嫡系部隊親征山海關。

清軍的突然參戰,使李自成腹背受敵,兩面夾擊下,久戰兵疲的大順軍支撐不住而潰敗。

從山海關敗退至永平時,李自成試圖重整旗鼓,絕地反擊,許多將士竟拒不聽命,爭相向西撤退。撤回北京后,李自成打算堅守待援,但人心渙散,將士毫無戰斗信心,不足一日后便棄城。這支曾經的紀律之師已經失去了秩序,又變成了散沙一盤。

山海關之戰是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拐點,李自成和他的大順軍一潰再潰,直至消亡殆盡。

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這句話用在李自成身上再恰當不過。優良的作風和鐵的紀律讓起義軍如明星一樣耀眼,風卷殘云般摧毀了明王朝。然而,敗壞的風氣和混亂的秩序讓又他們如流星般迅速隕落。

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。當年,黨中央離開西柏坡的時候,毛澤東同志說,我們要進京趕考,決不當李自成。這是毛澤東向全黨敲擊的警鐘。回顧中國共產黨管黨治軍歷程,其中貫穿始終的一條就是把紀律建設作為治本之策。加強紀律性,革命無不勝。1947年10月10日,毛澤東在佳縣神泉堡發布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,作為全軍的統一紀律,成為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行動準則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,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,帶領全黨不斷進行自我凈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,修訂頒布黨內法規90余部,懲處了一大批違紀違法分子,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
習近平指出,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“我們決不當李自成”的深刻警示,牢記“兩個務必”,牢記“生于憂患,死于安樂”的古訓,著力解決好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歷史性課題,增強黨要管黨、從嚴治黨的自覺,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。

以史為鏡,可以知興替。總結李自成失敗的原因,對我們走好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“趕考”之路,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。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,只有時刻踐行過硬的作風和鐵一般的紀律,始終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系,始終堅持不松勁、不懈怠、不停步的“趕考”姿態,才能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。(榆林市紀委監委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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